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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与云南回族的“万有单一论”哲学

发布日期 :2004-8-31 15:18:03         作者:[日本]松本耿郎 著姚继德 译

    摘要:波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伊斯兰文化结构中占据着重要的一面,其中的苏非主义哲学,对中国回族穆斯林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在系统分析明清之际中国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以儒诠经”的文化运动及其代表性人物刘智、马注、马德新哲学思想中的苏非主义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云南马注、马德新的伊斯兰哲学中充满了波斯苏非的“万有单一论”思想,他们的“万有单一论”哲学,在中国回族社会的传播中,作出了特别的贡献。云南是苏非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融合与传播的重要中心。
    关键词:波斯苏非哲学;万有单一论;云南回族;融合与传播中心
    中图分类号:B9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83(2004)03-0029-05



                            一、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哲学取向

    关于中国回族穆斯林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余振贵研究员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一书之“回族哲学史”章中,论之颇精①【见肖万源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第994-107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余先生对回族穆斯林哲学思想论述之精深,使我们对回族穆斯林哲学活动发展史有了清晰的把握。按照余先生的分析论述,明代时(1368—1644年),中国回族穆斯林已开始从语言和民族同化上与中国文化发生认同。在这段时期,除少数专门受过经堂教育研读《古兰经》的专家外,绝大多数回族穆斯林都已不谙其先民使用的母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正是明末清初之际,回族穆斯林出版了众多汉文伊斯兰著作的原因之一。汉文伊斯兰典籍涉及的学科极广(从伊斯兰哲学到宗教教律),在这些汉文典籍中,部分是由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翻译而成,部分则是伊斯兰学科,诸如教法学、伊斯兰教律、穆斯林习俗和伊斯兰哲学等原创著作。
    该时期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撰著的这些典籍,在回族社会通常被称之为“汉克塔布”,该词中的“汉”字意为“古典汉语”,“克塔布”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中意为“典籍、读本”。“汉克塔布”是一个由汉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按余振贵先生的说法,“汉克塔布”是回族穆斯林系统研究伊斯兰学的结果,而非他们辩论活动的产物[1](1030),因此,这些汉文典籍不是作为向非穆斯林传教之用,而是回族穆斯林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后形成的回族穆斯林优秀文化的结晶。
    大批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加入到了“汉克塔布”的撰述运动中来,该运动存在着两大重点:其一,回族知识分子广泛采用宋明理学哲学来阐释伊斯兰学说和伊斯兰哲学;其二,波斯苏非哲学家们的哲学著作,诸如库布莱耶教团(TheKubrawiyaorder)的爱孜·纳萨菲氏(AzizNasafi)的著作,库布莱耶教团的纳吉姆丁莱孜氏(Najmal-DinRazi)的著作,纳格什班迪教团(TheNaqshbandiyaorder)的贾米氏(Jami)的著作等,都被翻译成汉文,成为“以儒诠经”运动中出版的“汉克塔布”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苏非主义哲学与宋明理学哲学的逻辑框架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使得回族穆斯林哲学家们毫不犹豫地将苏非主义哲学植根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沃壤之中。由于这些苏非哲学家们的著作被大量翻译为中文,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一神论的理解,即认一论(Tawhid)思想,被置于苏非式的强势影响之下。尤其是贾米氏的“万有单一论”哲学思想,这种建立在伊本·阿拉比氏(Ibnal-Arabi)“真宰独一”(wahdatal-wujud)思想基础上的学说,对诸如王岱舆(卒于1657年)、马注(卒于1710年)、刘智(卒于1740年)、马德新(约1794—1874年)、马联元(1841—1903年)以及其他回族伊斯兰经师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我们很难说清在他们的哲学体系的主要框架中有多少是“万有单一论”思想,但由于他们采用了宋明理学的哲学概念来阐释伊斯兰思想,其哲学在表象上打上了宋明理学的诸多烙印。例如,刘智把贾米氏的《勒瓦伊合》(Lawa’eh)译作汉语《真境昭微》时译者注:《勒瓦伊合》是贾米氏对苏非哲学家伊本·阿拉比《智慧珍宝》一书的注释,清初刘智翻译成汉语时,取名为《真境昭微》。,使用了宋明理学的“体”、“用”、“理”、“气”等哲学概念来阐释之,而在其《天方性理》一书中,我们发现他也使用了宋明理学的“太极”、“无极”和“命”等概念。如若读者缺乏前述关于回族穆斯林著作的常识,往往会将之与宋明理学著作相混淆,因为,在这些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宋明理学的专门术语。然而,只要对这些“汉克塔布”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读者们就会感知到它们并非理学家的哲学著作,而是伊斯兰“万有单一论”的哲学著作。

                                二、回族穆斯林的“万有单一论”哲学

    自公元13世纪阿拔斯王朝灭亡后,“万有单一论”哲学开始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主流理论,它是一种全面解释唯一的造物主创造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秩序的世界观,它成了蒙元统治下的欧、亚大陆多民族世界里各民族与各政权之间建立共存与合作的一种理论。在蒙元时期,许多西亚穆斯林东迁进入中国内陆,而他们中大多为“万有单一论”哲学的崇奉着。这些穆斯林移民的后代,便成了所谓的中国回族穆斯林。由于回族穆斯林在中国社会属于一个少数民族,他们采取了一种和平的而非冲突的方式,与非穆斯林的主体民族一起休戚共存下来。为了包容各种共存共生的文化,于是“万有单一论”成为他们得以休戚与共的一种哲学。或许“万有单一论”哲学成为生活在非穆斯林社会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族群——回族穆斯林的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他们必须证明自己能够与周围的民族友好地相处,他们必须向非穆斯林的中国人表明他们的态度,这或许正是他们撰述“汉克塔布”的另一个原因。以古典汉语阐释他们的哲学思想,让非穆斯林民族不要怀疑他们,因此,“汉克塔布”的撰述,既是为了他们自己与非穆斯林的区别,也是为了让非穆斯林群体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处境。正如余振贵先生指出的,这些“汉克塔布”的作者深谙宋明理学与其伊斯兰“万有单一论”哲学之间的区别[1](1039)。按照宋明理学的宇宙学说,“太极”乃宇宙万物之终极,“无极”乃“太极”之元,“无极”隐藏于“太极”之中,宋明理学的“无极”或“太极”概念,都意指宇宙万物之终极存在,宋明理学也是一种解释一元说的世界多元性及其秩序的世界观。但在回族穆斯林哲学家们看来,“无极”是“万物之种”,而“太极”则是“万物之果”。在穆斯林的宇宙观里,存在着一个创造“无极”或“太极”的主宰,这个主宰就是“真主”或安拉。王岱舆和刘智在其著作中,都坚持“无极”或“太极”可以作为宇宙间的万物之元,但它们不是宇宙间万物的主宰——王岱舆在其著作中称为“种根人”[2](23)。在马联元的《性理微言》(阿拉伯文书名音译作《莱它义府》Sharhal-Lata‘if)一书中,他曾经批评儒家在其宇宙观中把“太极”视作造物主,并绘出了太极图[3](19)。总之,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始终认为,伊斯兰教的造物主先于儒家的终极(即“无极”或“太极”)而存在。
    回族穆斯林哲学家与儒家学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他们世界观之间的差别。在儒家学说或其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宇宙的终极元被视作宇宙本身的一个部分,但在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中,安拉才是宇宙的终极元,而非宇宙的一个部分。在传统的伊斯兰教思想中,安拉被认为是独立于宇宙的存在,即安拉超然于宇宙之外,当然,这种观念须时常面临着真主安拉与世界的物性关系等哲学问题。因此,穆斯林学者以“万有单一论”来极力解释真主与世界关系的所有方面,这种理论以一种颇具说服力的方式,来解释“无限”与“有限”、“一”与“多”、“必然”与“偶然”、“真主(上帝)”与“人类”等范畴之间的关系。精通宋明理学的回族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万有单一论”哲学情有独钟,因为它与他们的传统哲学思维极其相似。
    因此,回族穆斯林哲学家们开始致力于撰述他们的汉文版“万有单一论”哲学著作,在这些“万有单一论”学派的回族穆斯林哲学家中,有几位对回族穆斯林哲学的发展曾作出过突出贡献,尽管他们都属于中国“万有单一论”学派学者,但仍可以从各自的哲学特色上将他们区别开来。
    余振贵先生称王岱舆的哲学为“真一哲学”[1](1039),因为王氏在其哲学著作中介绍了三种“一”的概念:“真一”、“数一”和“体一”【村田(SachikoMurata)教授已将该术语译为“体一”,见她的《中国的苏菲光明学派》,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并阐述了“真一”的创造性方面。他认为“真一”是真宰自身的终极存在。在此意义上,“真一”概念即是阿拉伯语的“阿赫迪耶”(ahadiyah,绝对独一性);“数一”概念即是阿拉伯语的“瓦赫迪耶”(Wahidiyah,普遍独一性);而“体一”概念即是洞彻了“真一”和“数一”关系真谛的完美的人。在中东和西亚伊斯兰世界里,“体一”一词则无对应的阿拉伯语词汇。然而,马联元经师在向阿拉伯世界的读者介绍中国穆斯林的“万有单一论”哲学著作《性理微言》中,创造了一个阿拉伯语词汇“目它赫迪耶”(muttahidiyah),专指“体一”这一概念【见刘智《天方性理》第一章“总述造化流行之序”。】。
    余振贵先生称刘智的哲学为“无称哲学”[1](1053),在其哲学著作《天方性理》中,刘智通过使用宋明理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诸如道家庄子和释教等方面的术语,解释了他自己的世界观。他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为“先天”(精神世界),另为“后天”(形体世界)。“先天”又由“天国”和“地禁”(狱)构成。他称“终极”为“无称”,此所谓“无名”者,即“真一”或“绝对主宰”,但这个“无称”和“真一”,被包括在其属性的统一形体之中。“唯体运用,作为始出。真理流行,命昭元化。本厥知能,爰分性智。一实万有,人天理备。中含妙质,是谓元气。先天之末,后天之根。”[3](1)由是,“无称(有)”被刘智视作“先天”和“后天”之终极。“无称”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易经》中之“太极”,或周敦颐氏《太极图说》中之“无极”,或老子《道德经》中之“道”。然而,这三个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仅指有形世界之终极,它们没有刘智哲学中“无名实有”的精神世界的终极意义。刘智哲学中的“无称”概念,直接与苏非“万有单一论”哲学中阿拉伯语概念“改易布古疋布”(Ghaybal-Ghuyub,意为“万妙之妙”)相当,该概念表示超出人类理智之外的那个存在,或精神世界的终极。刘智哲学中的“无称”概念,又与老子《道德经》中之“玄之又玄”(即“道”)颇为相似。立足于对“无称”概念的深刻洞彻,刘智便成了在中国详尽阐释“万有单一论”哲学体系的第一人。

                              三、云南:波斯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中心

    与刘智一样,对中国穆斯林哲学作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哲学家是马注。马注出生在云南,自称是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的第15世孙,他在长期游学中国北方归来后,卒于云南。在其巨著《清真指南》中,马注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其哲学被余振贵先生按其《清真指南》卷之七的章名“八赞”称之为“八赞哲学”[1](1062)。“八赞”一语,来源于穆斯林赞美真主的99个尊名开端时提及的八件圣事,它们是:独一(UniqueOnenessofGod)、大能(OmnipotenceofGod)、普慈(CompassionofGod)、调养(NurtureofGod)、独慈(MercyofGod)、(执掌)天国(Heaven)、(执掌)地禁(Hell)和判理(Judgment)。《清真指南》旨在厘清各种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差别,阐明归真复命、宇宙、道德及后世造化之理。在阐述其世界观、道德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时,马注使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他说:“然万物不能自立,必赖于两仪,两仪必本于太极,太极必本于无极,无极必本于真一。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形不离性,性不离命,命不离理,理不离真一。”见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格物》章,亦可参看马恩信、马瑞麟等译注本,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页。
    马注在解释其世界观时,完全使用了宋明理学的宇宙学说,但他认为“真一”乃“无极”与“太极”之元,他强调了“真一”在其宇宙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认为赞美“真一”乃人类之要务。“真一”之所以值得赞美和称颂,是由于前述的它所具有或执掌的八件圣事,而在这八件圣事中,“独一”是“真一”最常用的代称。马注在《清真指南》八赞章中,以一种极为热烈的方式赞美“真一”:真一乃导引人类之南针,真一导引人类臻于“完人”。
    按照马注《清真指南》中的“完人”哲学观点,人性可分为四品(等),恰如刘智的《天方性理》中所说的那样,马注的四品人性分别是:圣人之性、贤人之性、常人之性和愚人之性。然而,此四品人性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就个人而言,他或她的“性”都具有臻于“圣境”的潜力。换言之,马注认为,人性是相同的,四品人性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各自臻于“完人”的努力程度,而“真一”则通过启示,指出臻于“完人”的路径,因而,人人都被要求致力于其“性”的至善。只有那些能达于完人之品性者,方可成为圣人,否则,即沦入愚人之列。非常有趣的是,马注在论述其“完人”哲学时,运用了纳吉姆丁·莱孜氏的“灵性”理论。纳氏在其《道行推原经》(波斯文音译作《密迩索德》Mirsadal-‘ibad)中,描述了人的“灵性”臻于“完人”的过程:其始也,为愚人之灵性“奈夫思暗马勒倚”(al-nafsal-‘ammarah),次为常人之灵性“奈夫思涝挖买倚”(al-nafsal-lawwamah),再次为贤人之灵性“奈夫思穆勒嘿默”(al-nafsal-mulhamah),末为圣人之灵性“奈夫思穆特买胤纳”(al-nafsal-mutma’innah)见纳吉姆丁·莱孜氏著《米尔萨德》,收穆罕默德·爱敏·里亚希氏编:Bongah-Itarjomeh o nashr-Iketab(波斯文),回历1352年,德黑兰出版,第343-386页。此处的四个阿拉伯文灵性译名,采用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性命》章中的音译定名,其中的“奈夫思”为阿拉伯文“意念、欲念、灵性”的音译。。这四种人的灵性状态,象征着人的内心世界臻于“完人”的四个“精神之旅(道乘)”的阶段,以及人的四种经验世界。马注在《清真指南》中直接使用了这四个阿拉伯文的中文译音。我们据此可以认为,马注和其他回族穆斯林哲学家的道德哲学,深受纳吉姆丁·莱孜氏苏非主义哲学之影响。人性“四品”的学说,在刘智《天方性理》第四章中也存在,只是刘氏在其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密迩索德》中的阿拉伯文术语而已。
    马注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而非一种宇宙学说,他以宋明理学的概念,详尽地论述和融合了纳吉姆丁·莱孜氏立足于“万有单一论”基础之上的道德哲学。这种带有苏非纳格什班迪教团形而上学和宋明理学特点的库布莱耶道德哲学,由此传入了云南。
    公元19世纪时,云南诞生了中国回族穆斯林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马德新(字复初),余振贵先生把他的哲学称之为“大化总归哲学”[1](1067)。“大化总归”意即“万物衍化,始于元有,归于元有”,该术语被马德新用作他的一本主要著作的书名。在该书中,马德新认为,万物及人类都是造物主的造化,而人类最终都要回归到造物主那里,他所关注的命题,主要集中在返朴归真方面,万物的回归过程,他称之为“后世”,系沿用了刘智的学说。在“后世”里,造物主将使造化活动的真谛大明;在“后世”里,天地为其真实形状所覆盖,万物为其真实本体所覆盖,光阴为其真实的时间所覆盖,而人类也将为其真实的价值所覆盖。“后世”源于“先世”,而“后世”又回归到“先世”,“后世”源于“先世”之过程,在刘智的《天方性理》中有详尽的描述。可是,对于回归“后世”的过程,刘智却讨论不多。按马德新的学说,在回归“先世”的过程中,人的道德修炼至关重要,马德新在对回归“先世”过程中人的道德修炼价值进行解释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宋明理学、道家甚至释教的道德哲学概念。
    此外,马德新在解释造化和宇宙万有皆归于造物主的“本体”(绝对存在)时,还运用了伊本·阿拉比氏的神秘主义哲学。事实上,马德新熟谙伊本·阿拉比氏的哲学文本,他以古典汉语撰写的《大化总归》,被认为是对伊本·阿拉比氏著作《智慧的宝石》(Fususal-Hikam)一书的评述。我们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德新的学术努力,阿拉比氏的哲学学说得以在云南扎根,而云南也就成为中国“万有单一论”哲学学派的一个中心。在马德新学说的直接影响下,云南诞生了马安礼、马开科、马联元等一批回族伊斯兰学者。
    正是在云南,纳吉姆丁·莱孜氏的道德哲学、贾米氏和阿拉比氏的“万有单一论”哲学,在吸纳了宋明理学、释教和道家哲学后得以存在;正是在云南,伊朗精神文化的精华与中国精神文化发生了融合。因此,云南回族穆斯林哲学中“万有单一论”学派的存在,为当今各种哲学和文化传统的共存,提供了一个优秀范本。我们开展对云南回族穆斯林“万有单一论”学派的研究,必将为未来全球各种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贡献出一幅指南地图。

参考文献:
[1]肖万源,武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2]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M]余正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3]穆罕默德·努伦·罕格(马联元)天方性理阿文注解[M]印度北方邦康波尔城(清朝末年)出版.
                                                                     【责任编辑  刘茂海】


                      SinoMuslim Philosophy of Being and Yunnan Province
                                           Akiro Matsumoto
                     (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Eichi University, Japan)

    Abstract: The Persia-Islamic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slamic culture of China and Sufism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hilosophy of the Sino-Muslims. By analyzing systematically the Sufi factors in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Liu Zhi, Ma Zhu and Ma Dexin,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ultural movement of translating Arabic works into Chinese from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Persian Sufi philosophy of Unity of Being  be found everywhere in the works of Ma Zhu and Ma Dexin, two Yunnan natives.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wo scholar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ffusion of the Unity of Being theory among the Sino-Muslims,and Yunna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ing of the Sufi philosophy in China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Neo-Confucianism.
    Key words: Persian Sufi Philosophy; Philosophy of Unity of Being; Muslim in Yunnan; Centre of Diffusion of Persian Sufi Philoso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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